錫壺工藝是中國傳統手工藝，商周時期開始了打錫壺的手工藝者，錫壺分為為“本色錫壺”、“包鑲錫壺”、“異形錫壺”、“功用錫壺”，制作工藝自春秋戰國以后，開始有錯金、錯銅、線刻等工藝，至明清以后，又出現包紫砂、瓷、檳榔木等技法。除大大豐富了錫壺的裝飾色彩與形式外，還改善了錫器本身材質的某些缺點，使其強化了使用性。

明清時期，錫器業已是全國性的工匠大行。他們以師承關系延續技藝，有嚴格的行幫規矩，師徒關系有如父子，一經確認便終身不變，業內以行活切口來維護自身利益。他們稱錫為“白描”，模具為“圓臼”，鎯頭為“虎頭”，剪刀為“仙鶴嘴”，鐵架為“象鼻”，地平夾為“蝴蝶板”，火爐為“獅子頭”，鐵鑊稱“笠帽”或“蒸萬”，叉刀稱“老鼠尾”等；錫器制品也有業內稱呼，如錫瓶為“大肚”，錫燭臺為“同釘”或“耀臺”，錫茶壺為“彈嘴”或“雙環”，錫酒壺為“踏癟”，錫碗為“仰承”，錫盤為“手照”或“事件”等。數目往來，則以且、衣、寸、口、丁、龍、青、戈、欠、田等隱替。清代沈存周、盧葵生、朱堅等都是制錫高手，他們的詩句錫壺、錫胎人物漆沙壺、梅花詩句錫壺等精美錫器均為國寶級珍品，堪與制紫砂高手龔春媲美。
     永安錫匠，據舊縣志云：明清兩朝“仍屬汀州人”。民國時期，有浙江籍名錫匠胡隆海在永安城關設鋪開業，并收有多名徒弟。據向地當事人了解，錫匠學徒要有中人做保，立有拜師學藝字據，三年期內生死天定，吃、住由師傅包干，每年冬、夏兩季各有一套衣服，過春節有壓歲紅包大洋2枚。徒弟日常除學藝外，還需幫助師傅做些家務，三年學徒期滿，還需“謝師”一年，其后便可受雇或自立門戶。永安錫器店多為臨街而設，亦鋪亦坊、設施簡陋，木制櫥柜擺有成品或半成品錫器，柜臺外即是作坊。一般顧客可洽買成品，也可現場按樣加工，如是舊器翻新，講好差價互補亦可照做，經營手法十分靈活。永安錫匠對錫質的好壞，僅憑肉眼即可作出判斷，將其分為點錫、對錫、皮錫三種，前者顏色似銀，質地柔軟、純正，富有伸展性。制成錫器后，色白質細光澤耀人，為上佳材料。后者色暗質粗，泛黃色、含有糙銅鐵，無韌性易脆斷，俗稱“狗牙齒”。民國27年（公元1938年），永安錫器業最輝煌的時候，較大的鋪面有：振興錫器店、藝興錫器店、隆興錫器店、文通錫器店等四家，寶號店東分別是：胡振興、包國文、胡隆海、胡文通，主要分布在新街、中華路一帶。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錫匠，僅在家中或挑擔下鄉攬活。本地的錫器主要有兩大類：一是祭祀用器，如香爐、冥供、燭臺、花扦等；二是生活用品，主要有茶壺、酒壺、水壺、湯壺（暖壺）、貯罐、火鍋、煙盒、粉盒、杯盞、夜壺、痰孟等。永安當時一些有錢的人購置錫器，以24件為一大套，若購置半套為12件，小半套為6件。有的軍政大員和豪門富戶為追求時髦、講究氣派，還提供圖樣由錫匠打制蓮花吊燈座罩，然后懸在舞廳或客廳，以為炫耀。平民百姓購置不起大套件，但在兒女婚嫁時一對錫燭臺，兩只茶、酒壺均是必備之物。永安錫匠打制的錫器，造型美觀、獨特，極具閩中風格。因錫質柔軟易于澆鑄和模壓成型，故錫匠有“臘匠”之說，工藝流程即：熔解、壓片、裁料、造型、刮光、焊接、裝飾、打磨、雕刻等，甚至還可用錫包瓷、錫包玻璃、錫包銅等工藝，如著名的清代楊彭年制石梅銘錫包壺，已被國家文博部門視為奇珍。永安錫器現留存于世的以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居多，明代舊器已極少見。經多方收集整理，本地的錫器民俗文化內容十分豐富，精美的錫器多配有圖文，如燭臺有雕刻或鏤空的“福、祿、壽、喜”等文字，錫器上常見圖案有：龍鳳、仙鶴、喜鵲、蘭花、水仙、牡丹等珍禽異獸、花鳥魚蟲、神話傳說、民間故事等，散發著強烈的民族文化氣息。在錫匠中，還流傳著“鍚、荼、壸”的趣聞。據說，兩廣總督張之洞喜好錫茶壺，自號“壺公”。一日，有個花銀子買官的侯補知府來拜見。張在興頭上有意考他，便在紙上寫下“鍚、荼、壸”三字叫其識認。侯補知府一見便脫口而出：“錫、茶、壺”是也。張聽后笑道：能識“錫、茶、壺”尚可造就，著讀書五年，再來聽鼓！其實，“鍚”音“陽”，是金屬的一種，“荼”音“途”，是植物的一種，“壸”音“昆”，是宮中的道路�！板�、荼、壸”三字，每字比“錫、茶、壺”多一畫。

錫器匠，又稱為錫匠或“臘匠”，永安方言謂曰“打錫”。舊時，江湖行幫上稱其為“易邱”、“光亮窯子”。在“三教九流”里，屬“中九流”。該行供奉“太上老君”為行業祖師，部分地區則拜“白云老祖”。兩位祖師爺均白發須眉、道骨仙風，一有八卦神爐，一有錘子、剪刀，徒子徒孫所制器物自然是神氣非凡。在我國的商周時代，人們已經能夠非常熟練地開采和冶煉錫礦。錫質溫潤、光亮鑒人，除了常與銅合鑄青銅器外，它本身也是制造器物的重要材料。南北朝時，王室貴族常以純錫制作牛、馬、豬、羊等冥器。唐、宋兩朝，民間錫質茶、酒等日用器皿已開始流行，以致對錫器的優劣展開了激烈的爭論。唐代蘇廙在《十六湯品》中提出：用錫制茶瓶煎的水是“纏口湯”，他認為這種水“腥苦且澀，飲之逾時，惡氣纏口而不得去”。而明朝的周高起卻認為：“惟純錫為五金之母，以制茶銚，能益水德，沸亦聲清”。永安文博部門曾在茅坪，出土明嘉靖五年（公元1526年），“車竹處士李君墓志銘”一塊，碑文由廣東揭陽知縣撰寫。墓內陪葬器物僅一錫制四腳支架小供臺，此外一無所有，體現了墓主的清貧儒雅。清人方以智在《物理小識》中稱“收貴錫瓶”，死后能有一錫供相伴，“此生足矣”！古人雖對錫質器具的看法不同，但一點也不影響它在民間的廣泛使用。錫器從明永樂年間開始盛行，并持續不斷地擴展和延伸它的使用范圍，直至清末民初。在永安農村，許多鄉民至今還割舍不下使用錫器的習慣，喝茶飲酒仍以錫壺為上佳，拜廟祭祖有一對錫燭臺便算是有根基。